亲爱的姐妹你还写信吗？
致丽玩具厂大火 33 周年 遗存书信互动专题
你跟着姐妹挤回车间，见主任站在台板边，竟然破天荒发工资条了。
一叠工资条，边上一叠信，一个名字递一张条子，不少人再有一两封信。
轮到你，信先接进手里，你小心揣进衣服口袋，心想前阵子赶货，天天加班到十点，有时加通宵，合计这个月总得挣钱了吧？
你翻了个白眼。条子上的数字扣了伙食费，扣了住宿费，扣完看不出什么名目的罚款，就领到八十多，就这还是拖了一个月发下来的。
致丽厂工资不算顶低，你捏着这张薄薄的条子，还是觉得可怜。
打工妹们的工时往往极长。深圳法定劳务工适用的劳动合同书，要求"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8 小时、平均每周不超过 44 小时"。只是如信中所述，加班至"每天至少 12 小时"，从清晨至深夜，把一天切割成一段又一段生产时间，才是她们的工作常态。
赶货期间，工厂则是变本加厉，多起来要求女工通宵工作，连续 27 小时不停工也并非特例，使女工们背负超额的劳动时间和强度，不可逆地折损健康与精力。这样的消耗也并不代表工资增长，特别在没有加班时，工资低到每小时少于 1 元，连生活费都难以支持。
1993 年深圳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约每月 679 元，但这数字对外来女工几乎没有代表性。在 23 封提及具体收入的致丽女工书信中，只有 4 封达到深圳法定最低工资（每月 286 元），其余全部低于这个标准，最低的一笔收入仅约 60 元。
工资低，生活高，工厂更会转嫁成本到工人身上。当工厂没有订单，开工不足，原本包伙食的工资被重新计价，计算为生活费、伙食费，要求工人承受成本；同时，1993 年深圳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上升约 20.1%，物价涨得飞快。两面包夹，女工几乎不可能挣到钱。
值得注意，部分来信男工提到的工资数字，比厂内女工高出接近一倍。即使工人皆辛劳，性别在待遇上仍有显著差异。
平均工资不是你的工资
1993 年前后的深圳，可区分三种工资基准：
- 深圳法定最低工资（按每周 44 小时计）：每月约 286 元；
- 深圳全市职工平均工资：每月约 679 元；
- 致丽女工书信里提到的实际收入：多数低于 280 元，最低的一笔记录约 60 元。
可见，"全市平均工资"几乎无法代表外来女工的真实处境。以致丽为例，学者陈佩华统计过 23 封提及具体收入的致丽女工书信，其中只有 4 封达到深圳法定最低工资，其余全部低于这个标准。
同时，物价涨得比工资更快：
- 1993 年深圳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上升约 20.1%，前一年（1992 年）仅上升 7.3%，涨幅明显加快，还一度出现"物价大检查"；
- 同期有纪录的广州，商品价格涨幅更剧烈，大米（三级）涨 34.9%，鲜菜涨 48.1%，猪肉涨 12.6%，鸡蛋涨 19.5%。
外来务工者需要与厂方签订深圳市劳动局统一印制的劳动合同，当中列明劳动者的有关权益。但实际上，除了多有厂方根本不签订合同，合同上工资实际发多少、怎么计算，完全交由工厂自行决定，在一份留存的合同原件中，甚至没有一格填入具体数字，全由工厂掌握。
同时，在拖欠工资上，官方编制合同仅要求了 1% 的日赔偿率，纵使拖欠一千元工资，一天也至多赔十元，对保障工资发放权益形同虚设。1993 年 10 月深圳市组织的劳务工大检查中，仅南山一区，查出的拖欠与克扣工资就高达 500 多万元。
合同上的工伤赔款同样无力，仅表示工伤工亡者按《深圳经济特区工伤保险暂行规定》处理，要求工人自行检索法条；更重要的是，在 1993 年，这份暂行规定的适用对象是固定工、合同工、临时工，不包括"民工"（农村户口）。作为外来工的打工妹们，只要没有合同，也许就不受任何一份工伤保险保障。
你转头看，身后的姐妹彻底蔫了。她扇了扇手中的工资条，刚才教训你注意身体的神气劲消失无踪，你看不清表情。
片刻后，你听见她小声咕哝："不然我还是转厂吧。"
"转厂"是女工们讨论中反复出现的词。在珠三角快速扩张的工业区里，工厂很多，看起来似乎意味着选择很多。有人因工资低想走，有人受不了组长和检货员的气，也有人因为气味、劳动条件或人际关系而转厂，盼望一切能在换厂后变好。
然而真正的转厂并不轻松。寻找新厂需要证件、熟人甚至额外花费；离开旧厂可能拿不回身份证、押金或拖欠工资；在陌生地区寻找工作，也意味着治安和生存风险。多有人兜兜转转，还是回到原厂。
因此，守厂或留厂成为女工们经验谈中绕不开的争执，也是亲友相劝的常见主题。留在原厂虽差，只是转厂的风险与成本过高，望而生畏，只能以不动为上策，或是相互劝说更保守决策。
此情此景，你刻意抿着嘴装无事发生，手揣进衣服另一边兜里。
取出早准备好的一沓钱款时，你指腹硌到了指甲盖上的圆孔。摩挲过去，边缘光滑，像提醒你工资得来不易。
这下姐妹脸上那片阴霾散去了，仿佛车间那根日光灯管都亮堂了些。
你把工资条往台板一搁，蓋住她的纸条，享受了片刻做英雄的满足感。
